汉语对联研究
2016-07-10 来源：乳山市教学研究中心 作者：365网址导航大全
作者：徐本湖 徐晶凝
获奖名称：2015年威海市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获奖级别：一等奖
成果摘要：
自1986年常江《中国对联谭概》问世以来，对联学界不断有概论性的理论著作问世，这些著作为对联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，取得了不少成就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著作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。
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，对联作为一种“特殊的诗体”，已有著作在讨论它的界定、分类、格律等基本问题时，却往往忽略其作为“诗体”的特点。二是，对联虽然是一种文学体裁，但它在格律等方面的特点，却涉及到语言学的诸多分支，如节律、音韵、修辞、语法，乃至于词汇、语义等。这些问题不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的话，是很难说清楚的。但已有对联论著作者大多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，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分析问题者甚少，即使偶有涉及，也往往论述不够清楚，甚至存在不少有待商榷之处。
因此，本书紧扣对联的诗体属性，将对联研究纳入诗学研究的大框架之中，并运用语言学理论，全面探讨了对联的定义、格律、修辞技巧、创作方式以及对联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，首次完整系统地构建了对联学理论体系。
本书第一章首先全面地分析了对联的文体性质：作为一种文学体裁，对联是一种特殊的诗体，是格律诗中的“素诗”；作为广义的文章体裁，对联则属于应用文体；同时对联还是一种艺术品类，是一种综合的装饰艺术。但本书突出强调对联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最本质的形式特点，即通副必须为一个绝对独立存在状态的对偶辞例。
对联格律，是对联研究的根本问题，但是已有论著均未讲说清楚。本书第二章坚持王力先生“对联衍生自近体诗的对仗”的学术观点，首先依据启功先生的《诗文声律论稿》和王力先生的《汉语诗律学》，讨论梳理了近体诗的格律。结果发现，前人和时贤关于近体诗格律的探讨中，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研究清楚。本书明确界定了律诗的三级节奏结构单位，即律简（诗行、诗句）、律联和律缀。其中，律缀从未被明确过身份，本书首次给出术语，加以界定。三级节奏单位的明确，使得律诗平仄律的三条具体细则各自都有了明确的实施单位，即：
（一）律简之内，平顿仄顿要递换。
（二）律联之内，对应顿的顿脚必须平仄相对，亦即不同。
（三）律缀之内，对应顿的顿脚必须平仄相粘，亦即相同。
本书依次称之为递则、对则、粘则，统称为平仄律三细则。平仄律是在简身内实施，管不到简脚；简脚归押韵律管束。通过对《唐宋诗举要》中399首律诗的调查，本书进一步证明，粘则的约束力最低，在唐代甚至失粘是不算病犯的。
所以，本书虽为对联学研究的专著，但是在近体诗的研究上也有创获。
在梳理律诗格律的基础上，本书最终推定，对联格律也包括四项：节律三律，即音节律、平仄律、简脚股脚律，以及关于对偶运用的对偶律。表述如下：
音节律：每副对联有两股。股无定简，简无定字；但出股与对股的简数必须相等，分联的出简与对简的字数必须相等。
平仄律：（1）联简之内（单联即股内），平顿和仄顿要递换。（2）分联之内（单联即出股和对股），对应顿顿脚的平仄要相对，亦即相反。
简脚股脚律：（1）复联各分联的出简、对简简脚必须一平一仄；同样地，两股的股脚也必须一平一仄，均不得同平或者同仄。（2）出股一般为仄脚，对股平脚。但允许变例：出股平脚，对股仄脚。
对偶律：必须运用对偶辞格，用一个，从头用到底。
对联的音节律和简脚股脚律，或者被研究者忽视，或者表述不清楚。主要原因在于：（1）对联最重要的形式分类——单联与复联，以往在格律研究中从未明确提出；（2）有关概念，诸如简、股、简脚、股脚等，以往的研究从未做过系统的划分和严密的界定。本书首次肯定而准确地描述了这两项格律。
讨论平仄律，必须首先明确平仄律的实质。本书认同语言学家丁邦新先生关于平仄律的实质的观点，即：平调型与非平调型的对立。根据实验语音学的成果，本书从声调的听觉征兆方面，进行了补充论证。首次提出达成平仄律的其他条件，最重要的就是平仄字群的分布和载义负荷。在此基础上，本书还讨论了所谓的“新平仄”问题：普通话音系仍然可以形成平仄二分的局面，但只能是一声为平、二三四声为仄，而不是一二声为平、三四声为仄。不过，因为平调型（一声）和仄调型（二三四声）的字群分布和载义负荷的严重比例失调，所以以普通话音系为准，要坚持“新平仄律”是很困难的，因此应该坚持“律化联”和“古调联”并行的双轨制。
对偶律是对联的根本格律，本书首次提出对偶标准的概念，描述了其历时发展过程：字类相对＞事类相对＞句型相对。同时，本书还区分了对偶律和对偶标准，指出：对偶律是近体诗和对联运用对偶的规定性——用不用、用几个、用于何处；而对偶标准则是运用语言的哪一种“建筑材料”来“构建”对偶。可是目下大多数联著都把这二者混为一谈，而把对偶律表述为“词性相当”、“结构相称”之类等。
在对联格律的研究上，以往关于违律所致病犯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本书检讨梳理了传统诗学有关病犯的理论，首次提出了完整的对联病犯系列（包括避忌）。即：违背事类相对标准的病犯、违背字类相对标准的病犯、违背句型标准的病犯以及合掌、轻重不等、偏枯、语句不伦、无规律复叠等避忌。
本书还调查了清人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中的近400副典型联例，用以印证我们所论定的对联格律。
本书第三章讨论对联的修辞技巧，以便跟格律进行对比、印证。强调指出，格律是纪律，是法律，是对联必须遵守的法纪；而修辞技巧则是装饰，是巧着，用不用皆可。比如“正对、反对、流水对”等，本属于对偶的分类，而是否运用这些种类的对偶，纯属对联创作的技巧问题，而非对联格律问题。但已有的很多对联论著往往混淆这两个领域。
本书分四个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对联的修辞技巧：利用汉字特点、利用声韵律、利用汉语语法特点以及其他。本章在对复叠、析字、回文等辞格的界定、分类以及结构方面，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运用数概辞格的数目巧搭对，清代学者仅仅给出了一个名目，本书则揭示了这一对类的“奥妙”所在，即“分列项不等”跟“对应简字数必等”的矛盾；详细地分析归纳了解决矛盾的方法，从而给出了数目巧搭对的科学分类。此外，本书还提出了假悖对、窄对等新对类。
本书第四章研究对联的分类问题。大多数对联著作都是仅仅依据对联的社会功用进行分类的。虽然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分类法，但是，对联作为一种文体来说，它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分类，才应该是对联研究中更值得重视的。遗憾的是，以往的联著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。仅仅从字数多少的角度将对联分为“超短联、短联、中联、长联、超长联”，而这种形式分类，对于研究对联作为一种文体所具备的自身的特点来说，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本章从格律标准、对偶标准、语义标准三个角度系统地描述了对联的分类问题，提出了最重要的形式分类，即单联、复联的划分。这一分类的设立，使得对联格律的研究更为系统清晰。并首次深入地分析了包孕对（一般叫做当句对）的性质、下位对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构画了包孕对的内部体系，即：
《文镜秘府论》是传统对偶研究的经典文献，但是其对类划分没有同一标准，杂乱无统绪。本书对《文镜秘府论》之对类划分的标准、系统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检讨和爬梳，并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对类辞例，确立了同一的分类标准，形成一个对类谱系。本书又通过检讨梳理传统诗学的有关材料，对变体对类的研究有所补充，多所匡正，多所发明。因此，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《文镜秘府论》之对偶论的专门研究。
本书第五章讨论了对联的创作方式，指出对联创作方式可分为两类：专创和他转。他转的主要手法有：摘句、缀集、联句、续延、唱和、口占、点化和隐括等。
第六章讨论了对联的产生和发展。本书给出了区分对联与非对联的对偶辞例的三个标准：对联必须是绝对独立存在的成篇对偶；是否律化、产生的年代等；最重要的是，要看独立成篇的对偶辞例是否已经实现了其作为对联的社会功用（祝颂、慰吊、陈设、广告效应等）。其中对偶在对联这种文体中的存在状态——绝对独立，或者说是独立成篇——是操作性最强因而也最重要的标准。
根据三个标准，本书廓清了联界在这一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概念糊涂的问题。例如谭蝉雪（1991）认为，见于卷号为斯坦因0610的敦煌遗书是最早的对联。谭氏之说在联界流传颇广、影响颇大，但那根本不是对联，而是诗帖子，是宋以后历代传承的诗帖子的根。
本书认为，对联产生发展的大势为：诞生于晚唐五代，定型于宋元，有明一代长足发展，有清达于极盛。
本书第七章是对全书内容的总结。
对联的定义、格律、分类，乃至于修辞技巧，都与汉语所特有的一种修辞格“对偶”关系极其密切，所以要研究对联，必须透彻地研究对偶。同时，对联衍生于律诗，对联与其衍生的母体“律诗”关系也极其密切，所以要研究对联，也必须研究律诗。因此，本书虽为对联研究专著，而“谈对论诗”的篇幅却颇为不少。
“谈对”能与对联结合的，就在正文出现，为对偶所独有的内容，就安排在附录里。
“论诗”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有关理论的阐述，大量引述诗话、诗法类文献；二是援引了一部分诗联作为对偶辞例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对联的本质是格律诗，在格律方面，尤其是对偶律和平仄律，对联与律诗本来就是一致的；另外，古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对联研究的文献，理论阐述方面的著述则更少，至于成系统的著述则几乎没有。因此，本书所探究的对联理论，大都是从诗学推衍而得的。从本质上说，对联学也是诗学，是诗学的一个分支，谈联而涉诗，势所必然。“谈对论诗”，在本书原是研究对联的方法，但同时却使得本书又是对偶辞格研究的专著，对于律诗格律的研究也是一种发展。
总之，本书实际上在三个方面有所创获：构建了汉语对联学的理论框架；对对偶的界定、标准、分类进行了系统研究；对律诗格律的研究有所推进。
获奖名称：2015年威海市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获奖级别：一等奖
成果摘要：
自1986年常江《中国对联谭概》问世以来，对联学界不断有概论性的理论著作问世，这些著作为对联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，取得了不少成就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著作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。
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，对联作为一种“特殊的诗体”，已有著作在讨论它的界定、分类、格律等基本问题时，却往往忽略其作为“诗体”的特点。二是，对联虽然是一种文学体裁，但它在格律等方面的特点，却涉及到语言学的诸多分支，如节律、音韵、修辞、语法，乃至于词汇、语义等。这些问题不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探讨的话，是很难说清楚的。但已有对联论著作者大多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，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分析问题者甚少，即使偶有涉及，也往往论述不够清楚，甚至存在不少有待商榷之处。
因此，本书紧扣对联的诗体属性，将对联研究纳入诗学研究的大框架之中，并运用语言学理论，全面探讨了对联的定义、格律、修辞技巧、创作方式以及对联的产生和发展等问题，首次完整系统地构建了对联学理论体系。
本书第一章首先全面地分析了对联的文体性质：作为一种文学体裁，对联是一种特殊的诗体，是格律诗中的“素诗”；作为广义的文章体裁，对联则属于应用文体；同时对联还是一种艺术品类，是一种综合的装饰艺术。但本书突出强调对联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最本质的形式特点，即通副必须为一个绝对独立存在状态的对偶辞例。
对联格律，是对联研究的根本问题，但是已有论著均未讲说清楚。本书第二章坚持王力先生“对联衍生自近体诗的对仗”的学术观点，首先依据启功先生的《诗文声律论稿》和王力先生的《汉语诗律学》，讨论梳理了近体诗的格律。结果发现，前人和时贤关于近体诗格律的探讨中，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研究清楚。本书明确界定了律诗的三级节奏结构单位，即律简（诗行、诗句）、律联和律缀。其中，律缀从未被明确过身份，本书首次给出术语，加以界定。三级节奏单位的明确，使得律诗平仄律的三条具体细则各自都有了明确的实施单位，即：
（一）律简之内，平顿仄顿要递换。
（二）律联之内，对应顿的顿脚必须平仄相对，亦即不同。
（三）律缀之内，对应顿的顿脚必须平仄相粘，亦即相同。
本书依次称之为递则、对则、粘则，统称为平仄律三细则。平仄律是在简身内实施，管不到简脚；简脚归押韵律管束。通过对《唐宋诗举要》中399首律诗的调查，本书进一步证明，粘则的约束力最低，在唐代甚至失粘是不算病犯的。
所以，本书虽为对联学研究的专著，但是在近体诗的研究上也有创获。
在梳理律诗格律的基础上，本书最终推定，对联格律也包括四项：节律三律，即音节律、平仄律、简脚股脚律，以及关于对偶运用的对偶律。表述如下：
音节律：每副对联有两股。股无定简，简无定字；但出股与对股的简数必须相等，分联的出简与对简的字数必须相等。
平仄律：（1）联简之内（单联即股内），平顿和仄顿要递换。（2）分联之内（单联即出股和对股），对应顿顿脚的平仄要相对，亦即相反。
简脚股脚律：（1）复联各分联的出简、对简简脚必须一平一仄；同样地，两股的股脚也必须一平一仄，均不得同平或者同仄。（2）出股一般为仄脚，对股平脚。但允许变例：出股平脚，对股仄脚。
对偶律：必须运用对偶辞格，用一个，从头用到底。
对联的音节律和简脚股脚律，或者被研究者忽视，或者表述不清楚。主要原因在于：（1）对联最重要的形式分类——单联与复联，以往在格律研究中从未明确提出；（2）有关概念，诸如简、股、简脚、股脚等，以往的研究从未做过系统的划分和严密的界定。本书首次肯定而准确地描述了这两项格律。
讨论平仄律，必须首先明确平仄律的实质。本书认同语言学家丁邦新先生关于平仄律的实质的观点，即：平调型与非平调型的对立。根据实验语音学的成果，本书从声调的听觉征兆方面，进行了补充论证。首次提出达成平仄律的其他条件，最重要的就是平仄字群的分布和载义负荷。在此基础上，本书还讨论了所谓的“新平仄”问题：普通话音系仍然可以形成平仄二分的局面，但只能是一声为平、二三四声为仄，而不是一二声为平、三四声为仄。不过，因为平调型（一声）和仄调型（二三四声）的字群分布和载义负荷的严重比例失调，所以以普通话音系为准，要坚持“新平仄律”是很困难的，因此应该坚持“律化联”和“古调联”并行的双轨制。
对偶律是对联的根本格律，本书首次提出对偶标准的概念，描述了其历时发展过程：字类相对＞事类相对＞句型相对。同时，本书还区分了对偶律和对偶标准，指出：对偶律是近体诗和对联运用对偶的规定性——用不用、用几个、用于何处；而对偶标准则是运用语言的哪一种“建筑材料”来“构建”对偶。可是目下大多数联著都把这二者混为一谈，而把对偶律表述为“词性相当”、“结构相称”之类等。
在对联格律的研究上，以往关于违律所致病犯的研究几乎是空白。本书检讨梳理了传统诗学有关病犯的理论，首次提出了完整的对联病犯系列（包括避忌）。即：违背事类相对标准的病犯、违背字类相对标准的病犯、违背句型标准的病犯以及合掌、轻重不等、偏枯、语句不伦、无规律复叠等避忌。
本书还调查了清人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中的近400副典型联例，用以印证我们所论定的对联格律。
本书第三章讨论对联的修辞技巧，以便跟格律进行对比、印证。强调指出，格律是纪律，是法律，是对联必须遵守的法纪；而修辞技巧则是装饰，是巧着，用不用皆可。比如“正对、反对、流水对”等，本属于对偶的分类，而是否运用这些种类的对偶，纯属对联创作的技巧问题，而非对联格律问题。但已有的很多对联论著往往混淆这两个领域。
本书分四个方面系统地讨论了对联的修辞技巧：利用汉字特点、利用声韵律、利用汉语语法特点以及其他。本章在对复叠、析字、回文等辞格的界定、分类以及结构方面，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运用数概辞格的数目巧搭对，清代学者仅仅给出了一个名目，本书则揭示了这一对类的“奥妙”所在，即“分列项不等”跟“对应简字数必等”的矛盾；详细地分析归纳了解决矛盾的方法，从而给出了数目巧搭对的科学分类。此外，本书还提出了假悖对、窄对等新对类。
本书第四章研究对联的分类问题。大多数对联著作都是仅仅依据对联的社会功用进行分类的。虽然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分类法，但是，对联作为一种文体来说，它所具有的形式上的分类，才应该是对联研究中更值得重视的。遗憾的是，以往的联著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。仅仅从字数多少的角度将对联分为“超短联、短联、中联、长联、超长联”，而这种形式分类，对于研究对联作为一种文体所具备的自身的特点来说，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本章从格律标准、对偶标准、语义标准三个角度系统地描述了对联的分类问题，提出了最重要的形式分类，即单联、复联的划分。这一分类的设立，使得对联格律的研究更为系统清晰。并首次深入地分析了包孕对（一般叫做当句对）的性质、下位对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构画了包孕对的内部体系，即：
《文镜秘府论》是传统对偶研究的经典文献，但是其对类划分没有同一标准，杂乱无统绪。本书对《文镜秘府论》之对类划分的标准、系统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检讨和爬梳，并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对类辞例，确立了同一的分类标准，形成一个对类谱系。本书又通过检讨梳理传统诗学的有关材料，对变体对类的研究有所补充，多所匡正，多所发明。因此，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《文镜秘府论》之对偶论的专门研究。
本书第五章讨论了对联的创作方式，指出对联创作方式可分为两类：专创和他转。他转的主要手法有：摘句、缀集、联句、续延、唱和、口占、点化和隐括等。
第六章讨论了对联的产生和发展。本书给出了区分对联与非对联的对偶辞例的三个标准：对联必须是绝对独立存在的成篇对偶；是否律化、产生的年代等；最重要的是，要看独立成篇的对偶辞例是否已经实现了其作为对联的社会功用（祝颂、慰吊、陈设、广告效应等）。其中对偶在对联这种文体中的存在状态——绝对独立，或者说是独立成篇——是操作性最强因而也最重要的标准。
根据三个标准，本书廓清了联界在这一研究方面存在的一些概念糊涂的问题。例如谭蝉雪（1991）认为，见于卷号为斯坦因0610的敦煌遗书是最早的对联。谭氏之说在联界流传颇广、影响颇大，但那根本不是对联，而是诗帖子，是宋以后历代传承的诗帖子的根。
本书认为，对联产生发展的大势为：诞生于晚唐五代，定型于宋元，有明一代长足发展，有清达于极盛。
本书第七章是对全书内容的总结。
对联的定义、格律、分类，乃至于修辞技巧，都与汉语所特有的一种修辞格“对偶”关系极其密切，所以要研究对联，必须透彻地研究对偶。同时，对联衍生于律诗，对联与其衍生的母体“律诗”关系也极其密切，所以要研究对联，也必须研究律诗。因此，本书虽为对联研究专著，而“谈对论诗”的篇幅却颇为不少。
“谈对”能与对联结合的，就在正文出现，为对偶所独有的内容，就安排在附录里。
“论诗”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有关理论的阐述，大量引述诗话、诗法类文献；二是援引了一部分诗联作为对偶辞例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对联的本质是格律诗，在格律方面，尤其是对偶律和平仄律，对联与律诗本来就是一致的；另外，古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对联研究的文献，理论阐述方面的著述则更少，至于成系统的著述则几乎没有。因此，本书所探究的对联理论，大都是从诗学推衍而得的。从本质上说，对联学也是诗学，是诗学的一个分支，谈联而涉诗，势所必然。“谈对论诗”，在本书原是研究对联的方法，但同时却使得本书又是对偶辞格研究的专著，对于律诗格律的研究也是一种发展。
总之，本书实际上在三个方面有所创获：构建了汉语对联学的理论框架；对对偶的界定、标准、分类进行了系统研究；对律诗格律的研究有所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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